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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应该没有多少官员牺牲(这里我理解的官员是搞行政的,也就是文官),因为没有多少文官跟随出征,打仗这玩意需要的是大量武将,不需要太多文官随从。
土木堡之变本来不该发生,可是还是发生了,皇帝还被俘了,简直是奇耻大辱。跑到大草原上要蒙古逮自己,真是闲的。
明英宗朱祁镇没有实战经验却要亲征,他认为自己太爷爷朱棣和父亲朱瞻基都有越过长城的经历,他也想模仿一把建立盖世功勋,同时在太监王振的忽悠下一时兴起告诉大臣自己决定亲征蒙古,大臣们当然是拦着,说打蒙古也不需要陛下亲征的,只需要知人善任就可以了。朱祁镇哪听的进去,大臣们被迫做皇帝亲征前的准备,由于是皇帝临时决定这么大的事,仓促凑起来20万军队,各种准备都不充分,后来遇到蒙古大股军队胡乱指挥,最终皇帝被俘。
一直以来有人在分析土木堡之变发生的原因,准备不足、指挥失误应该是主要原因;
但是从后来明朝发展的路径看出现了一种阴谋论看法:土木堡之变使得明朝的大量武将牺牲;还有因为皇帝被俘在朝的文官都会迁怒于大太监王振,王振在前线已经被武将杀了,但在宫内还有大量王振的势力,于是文官们开始大量诛杀王振的党羽。这样武将、文官和太监***两股被削弱。只有文官势力保持了一家独大,因为前面说了打仗文官几乎不用上前线,只需要做好后勤、物资供给就可以了。有人说这是文官系统故意在后勤供给线上做文章来打击武将跟宦官势力。因为以后也是武将集团人才凋零,宦官集团又遭到打击,文官直接把统兵权拿了过去,这么看文官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就此说这是文官故意干的。我认为文官不可能从开始就算计起来了,但有可能在后勤方面搞些小动作应该是有的(没想到皇帝被俘了)。
文官集团基本没损失,土木堡之变导致三方相互制衡体制被破坏,促使文官统兵体制形成,以后战场上最高统帅一定是文官,文官搞行政是他们的强项,但行军打仗并非他们所长,以后的战争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危害无穷,直到明朝灭亡。
文官统兵体制的形成应该是土木堡之变的最大损失,比皇帝被俘危害还大。皇帝被俘只是丢的面子比较大,实力没损失,因为明朝的根基没还在,明英宗是在长城外被俘的;但那个文官统兵的体制破坏以前皇帝制定的制度,导致文官权力急剧膨胀,贻害无穷。
土木堡之变死难官员有哪些?
一场土木堡之变不仅让朱祁镇成了俘虏丢了皇位,他所率领的50万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葬送,这其中跟随英宗出征的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内阁学士张益、侍郎丁铭、侍郎王永和、护卫将军樊忠等50多位朝臣将领也一并牺牲。可以说,这些人死得够冤了。要追究起来,罪魁祸首就是太监王振。
王振虽说是一名太监,但这个人狡黠多诈,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当时英宗即位时才9岁,他每日侍奉在幼主身边,深得英宗的欢心和信赖,称他为“先生”。作为司礼监,不仅掌管着皇城里的一切礼仪、杂役等事,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奏章,有时还代皇帝批阅上奏的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要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下来,再交内阁写成诏谕正式颁发。
王振怀有野心,又善于逢迎,他在暗中拉帮结派,培植党羽,处心积虑地窃取权力。由于英宗对他的宠信,王振胆子大了起来,竟把明太祖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盗去,大小官员都要贿赂王振,且称父称爷。对于王的专横,英宗不但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反倒认为王振忠心耿耿,对他宠眷益深。由于英宗的昏聩,王振的擅权,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明英宗时期,北方的蒙古瓦刺部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地向周边扩展自己的勢力。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春,瓦刺首领也先因明朝廷不按他虚报的名额给予赏品,一怒之下,分兵四路,大举南下。由于多年战备荒废,边境明军一触即溃。消息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急忙召太监王振和群臣商讨对策。
王振为了邀功争宠,极力劝说英宗御驾亲征,英宗对王振是言听计从。当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待郎于谦等人再三谏阻,英宗都不予理会,只听信王振的指挥。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宗和王振视若儿戏,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忙上阵。英宗在王振的诱导下,率兵亲征,但却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太监王振,先是仓促进兵,然后是仓促退兵,不败才怪呢。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那些随英宗出征的文武大臣死得真冤,英宗自己也成了也先的俘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这也成为大明王朝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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